第260章 新历亦从始皇起

不出朱翊钧的意料，朝堂上并没有对皇帝的这番动作产生多大的反应，因为群臣还在议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

经过数年苦功，朱翊钧期待已久的全新历法终于成功出炉。

其实如果只是修订一套更加精准的历法，完全可以在几年前就早早修订成功。

因为大明在这方面，相当的“懒惰”。

从两汉至今这一千多年，平均几十年就有一次历法上的重新制定，一个王朝内往往要制定出几套不同的历法，两宋更是一口气推出了接近二十套历法，往往十几年，乃至几年就会换一次。

唯独大明，一直沿用元代的《授时历》直到如今。

一方面是《授时历》确实很精准，远超之前的历法质量，几百年都能凑合用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大明过去对于天文的研究压制过了头，将皇权和天象联系到一起之后，严禁普通人研究，自然难以发展起来。

朱翊钧则与之前历代先皇不同，在这方面极其重视。

为此，钦天监被改组重新命名为了观天署，内部机构也进行了调整。还仿照元代郭守敬编造《授时历》的经验，在全国各地建设了十几座天文台，派人在天文台每夜坚持观察星象，绘制星图，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。

全新的历法彻底抛弃了过去的宇宙学说，将地球视为球体，确立经纬度的概念。就连行星椭圆的运行轨迹，太阳只是在椭圆其中一个焦点等朱翊钧提出来的新兴理论，也被引入其中。

对此，朱翊钧只能对开普勒说声遗憾了。

他都在心里思量过，如今的小开普勒不过十几岁，将来可以将他这类科学天才招募到大明，发光发热。

就算拿不到发现行星三大定律的历史贡献，凭借他的才能，说不定还能研究出什么别的东西。

以积累了几十口大箱子的实际观测图纸为基础，使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宇宙，再佐以数学公式总结验算。

结合了朱载堉和利玛窦等几十名中外天文学者的智慧精华，最终方才汇聚成一本历法册子。

哪怕以朱翊钧后世的眼光来看，也挑不出来任何错误。

单说这本全新的历法，其先进程度，已经超过了三年前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的《格里高利历》。

《格历》其实就是后世通行的公历，也叫阳历，但是并不完美，在原理上只考虑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视运动。月份的天数不规律，也不考虑月相变化。

而且就连历日，也不能够和太阳高度进行对应。

这就导致一个普通人只看太阳月亮的话，完全无法确定今天到底是哪一天。

不利于农业指导。

在这个时代，农业才是一切的根本。

哪怕朱翊钧也不敢轻视。

阴历则是参考了月亮，中亚，中东星月教的国家大多采用阴历。好处就是只看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，有经验者就能确定这是每个月的具体天数，最多相差一两天。

在如今这个时代，已经是极其精准的办法了。

是计算月份是最好的历法。

但是也有缺点，就是特别复杂，要借助节气辅助。

如今制定的这一套全新历法，是阴阳合历，以最适合纪年的阳历为基准，辅佐适合纪月的农历，虽然比公历要复杂一些，但是能够两者兼顾。

有些时候，不是越先进越简单的越好。

大明的国土太过辽阔，要指导这么庞大的国家，以亿为计的农民耕作生产，哪怕历法复杂一点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其实在后世生活的时候，相对比只有在过节和生日时才会想起来的农历，他反而对《格里高利历》，也就是公历更加熟悉。

如果等《格里高利历》，直接拿过来就用，对他这个皇帝而言，是最为轻松的。

但是经过慎重考虑后，他仍旧选择了发动国内的人手，自主创新，制定出一套大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历法。

就是因为这一套历法的缺点实在太多，《格里高利历》中还有很多不科学的人为干扰因素。2月为什么日子最少，7月8月连着都是31天等问题，都能追溯到两千年前的罗马头上。

当初罗马制定《儒略历》的时候，以单双月交替大小，一月31天，二月就是30天，如此依次排列。

但是发现每年都会因此多出一天，一年变成了366天，只能找一个倒霉的月份减少一天。

恰好当时按照罗马习俗，2月处决犯人，不吉利，于是2月就成为了倒霉鬼，只有29天。

等到后来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，为了纪念自己的功绩，元老院决定以他出生的8月命名，也就是后来的august。

但是8月只有30天，配不上皇帝的身份，于是又从2月拿出一天，补给8月，变成28天。

结果8月成了31天的大月后，789连着都是大月，又觉得不便，改成了9为小月，之后在大小交替……

可以说，这种制定历法的逻辑，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，与自然天候也扯不上关系，纯粹的人为政治因素。

唯一的好处，就是2月上班的时候，天数少，更容易拿到全勤奖。

至于其他的缺点，就像马车屁股影响了道路宽度、影响了火车轨道宽度，进而影响了火箭大小一样……

欧洲已经接受了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，成为了一种传统。

哪怕能够感觉到其中的不便，也已经习惯，懒得再改。

就连格里高利十三世重修历法，都没有把这些改掉，可见传统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。

对此，朱翊钧本人都深有体会。

键盘qwer的排列组合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之后，发现并不是用来打字的最佳排列方式。也有一些人研制出来了理论上更加科学跟手，输入效率更高的键盘排列。

但是那些排列方式都太过小众，始终没能撼动传统键盘的地位。

历法也是一样，再等到几百年后的时候，由于欧洲强势殖民全球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一套历法，中国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，只是在接受了公历的同时，没有完全丢弃农历，用来辅助。

就算不完美，大家也会凑合使用。

但大明完全没有必要接受这些约束。

如今大明，才是站在世界的最高峰，引领世界的发展，哪怕欧洲率先开启大航海，在朱翊钧的引导下，大明也已经逐步跟了上来，没有落后。

因此，只要不像满清一样，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，被迫接受欧洲的条约，种种规矩，大明就完全没有必要接受他们那一套。

更何况，朱翊钧在让朱载堉等人修订历法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过添加任何迷信元素，强行和五行五德之类的东西搭配在一起。

他敢拍着胸脯的说，这套历法，才更有规律性，更好的历法。

不止如此，朱翊钧还打算在将来大明日月旗帜插遍全球的时候，将这一套全新的，更加科学的历法推广出去。

或许等到千百年后，全球人接受的就不再是《格里高利历》，而是他制定的这套历法。

未来的人们将会记住，规范影响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历法，源自他这位万历皇帝！

在这一点上，朱翊钧并不打算退让，傻傻的等待《格里高利历》影响全世界。

《格里高利历》代表着十字教文明，将其他文明的智慧结晶都强行摧毁。

而朱翊钧命人指定的这一套历法，则代表着更加宽容的大明。

因此，在历法成功制定出来之后，就出现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——该给这个历法起一个什么名字？

新的历法推出之后，当然要取一个新的名字。

上古黄帝历、夏历以来，每制定出一个新的历法，都会取一个新名字。

朱翊钧倒是想要省点麻烦，直接用“大明历”这个名字。

简单直接，与夏商周、以及春秋各国历法一样。

但是好名字都被狗起了！

金朝开国之后，就制定了《大明历》，用了五十多年后重新修订，又换成了《乙未历》。

除了金朝，秦汉以来一千多年同样没有闲着，占据了不少好名字。

尤其是在唐宋时，历法修改最为频繁。

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天文理论进步的很快，各类仪器也变得更加发达。后来元朝能够修订出在当时极其先进的《授时历》，就是源自两宋的天文基础。

当发现天文观测的结果与历法出现较大差异之后，自然成为改动历法的第一推动力。

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历法作为观测上天的知识总结，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。

新朝初定，往往还会更改正朔，也就是每年到底几月才是正月。

夏以十月为正月过年，商改为十二月，周变成十一月……

直到汉武之后，才觉得改正朔太麻烦了，干脆只变历法，改年号。

唐代之前，中原政局不稳，隋朝统一的时间太短。哪怕等到唐太宗上位，也没有忘记南北朝分裂，朝代频繁交替的历史。

为了巩固统治，他以及之后的唐皇大多将地方州县是否遵守中枢制定的正朔历法，视为臣服还是叛乱的一种标准。

每年都会按照历法制定历书，派人送到各个州县。

正好可以顺便了解当地州县的具体情况。

周边的藩属也是一样，普通藩属小国，底蕴不足，单靠自己没有能力制定出一套适合的历法。

所以在臣服中国之后，就会采用中国的历法，作为一种表达恭顺态度的标志。

只不过并非朝廷直辖的藩属，就得不到年年都能被授予历书的赏赐。

而两宋频繁修改历法，也是因为没有实质上一统中国，要和辽国争夺正统，向其他周边小国证明实力。所以辽国改一次，北宋就改一次。等到南宋实力更弱，更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。

大明继承了

当时尚属先进的《授时历》，又几乎做到了古时疆界的极限，皇权稳固，没有这种政治需求。

但是洪武时依旧把《授时历》改成了《大统历》，其实只做了细微调整，除了名字变化之外，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变动。

但是在朱翊钧的改变下，大明不能只看东亚一隅之地，而是要放眼全球，名字更不能太过随便，点兵点将那般投骰子选字。

哪怕不知晓皇帝内心真实想法的朝野群臣，也知道历法的重要意义。

名字不是随便能取的，他们知道术业有专攻，自己无法在之前的修订历法中出力，就在这个时候努力表现。

一旦自己取的名字被皇帝看中，自然而然也算参与其中。

因此，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反倒让诸多臣子互相争论不休。

说起具体的研究方略，其中较为高深的数算公式，鲜少有人懂得。就算有心参与，也没有多少让群臣发挥作用的职位。

哪怕朱翊钧提升了技术型官僚的地位，提高了待遇，但是在传统官僚的眼里，依然不是正途。

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

大部分官僚都只想当治人的劳心者，不愿出力，瞧不起技术工种。

至于那些每天都要熬夜，在天文台观测星星变化，常年伏案，研究计算公式的观天署的，都是劳力者，被人所治。

再加上过去为了成功科举及第，几十年的人生都消耗在了四书五经，经义文章上。往往三四十岁，才有资格登入朝堂，已经是中年人的他们，就算再聪明的大脑，都难以接受新的知识。

众多臣子中，只有极少数人没有拘泥于过去。

这正是朱翊钧改革科举，重新调整晋升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哪怕如今的官僚大多还是这种观念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会逐渐发生变化。

但是在起名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能够引经据典，起上一个听上去不错的名字，给出很有道理的理由，仿佛不用他们起的名字，就是皇帝昏庸。

群臣意见并不统一，最后还得朱翊钧这个皇帝亲自拍板。

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朱翊钧足足看了一个月的奏疏，已经看的内心疲累。

又纠结了几天，作为一个起名困难症患者，朱翊钧干脆摆烂，将名字定为了极其朴实的“新历”。

这是一部全新的历法，不包含其他的含义。

对于皇帝的任性，就算臣子们无可奈何，但是内心深处，都松了口气。

自己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当然可惜，同僚的其他提议若是成功，才更让人痛心。

吵吵闹闹的敲定了新历这个名字之后，朱翊钧又向群臣抛出了一个新的议题——大明推出了这套新历之后，中华几千年，又该采用何种新的纪年方式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