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1章 先革户部
伴随着《万历会计录》的编纂完成,站在横跨几百年的长远宏观视角,国家的一些变化已经显而易见,达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。
当几个小黄门高高挂起一张全新的大明地图之后,群臣的面色都更加严肃。朱翊钧搞出来的ppt简洁易懂,光是看这幅地图上的标注,就能看出许多问题。
结合新皇即位之前积年账册得来的数据,大明各省的人口、土地、纳税等几项重要数据,都写在了各自的空白位置,一目了然。
洪武虽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,但是这种习惯性的说法一直被沿用。两百年过去了,当初三司并立,互相制衡的态势早已名存实亡。
巡抚本身就掌握敕书授予的事权,几乎可以大包大揽,诸多伴随着巡抚从特例的临时派遣得常态化,任期动辄五六年,凭借御史身份拿捏弹劾大权,布政使等地方长官想要做事的时候,都会向巡抚请示,免得互相冲突,最后闹到京师,反而是自己遭罪。
巡抚早就成为了事实上的高官,而且民政、监察司法、甚至军务都有权管理,权力不可谓不大。然而地方上的行政机构仍旧互相重叠,冗员冗官的现象各地都有存在。考虑到地方上的一些多年积弊,为了应对将来的一些变化,更有效率的调动地方资源,朱翊钧还打算恢复省制,对于地方上的行政架构也进行调整。
经过几年的调整,辽东就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,只差改换名头招牌。职能都已经重新划分,预定要废的官职长期空缺,查验运行效果,为大明后续变革其他地方提供经验。
群臣严肃的地方不在辽东——按照旧的账册,辽东数据都划归到了山东,而且以前长期承担军事防务,实际上缴不多不是问题的重点。
这张地图上,可以清晰的看出大明田赋呈现北重南轻的现象。
各地上缴的田赋占比,除了最高的南直隶达到了20.4%以外,剩下的高税地区全部都集中在了北方!
山东17.6%,山西13.1%,陕西9.3%,河南9.2%。
这五地上缴的赋税就占据了全国的七成,剩下地区一共才负担了三成的责任。
云贵广西这片区域改土归流,加起来不过勉强超过1%,可以暂且忽略不计……
然而浙江7.1%和北直隶6.4%,各自5%左右的湖广、江西,才2%上下的四川、广东、福建,明显远低于前面几省。
各地肯定还有截留,不同乱七八糟地方杂费,然而在朝廷看来,就是如此的触目惊心。
四川在历经元末战乱之后,人口稀少,土地大量荒废,所以明初就开始了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移民。北方各省同样经受了长期战乱,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接受了大量山西移民。后来洪武还颁布诏书,鼓励百姓开垦,新开的地永远不征收赋税——“有能开垦者,即为已业,永不起科”。
四川可是早在唐宋之时就已经成为国家举足轻重的富庶之地,湖广更是早就全面开发,更是有着一省丰收足可支撑天下的美誉。
同样是接受了大量移民,开垦荒地,北方各省与四川、湖广等南方各地的赋税占比不该有如此大的差异。
两百年过去了,哪怕当年破坏的再严重,也早已恢复过来。
这一点,从各省的文教兴盛程度上也能看出一二。
如果不是南北分榜,恐怕大明的进士将会长期被南方占据绝大多数,不利于国家的平衡和稳定。
地方越是有钱,才越能支撑起越多的人脱产读书科举。
南直隶交税负担大,同样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,高收入高支出,还算平衡,其他地方就不对劲了。
富庶的地域交税少,压力都在北方,这是明显的隐患。
陕西目前倒是包括了宁夏和甘肃地区,面积远超后世,可就算这些加一起,能比浙江加上四川还要富庶?
总不能说只有南方缴纳更多隐性的苛捐杂税,北方反而官吏各个清廉如水,除了国家要求的正税,别的一概不要?
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就算了,国家不通过转移支付保证稳定,反而加剧这种倾斜,在经年累月的如此压迫之下,西北人揭竿而起,最终攻进北京灭亡大明,一点也不奇怪。
朱翊钧考虑到了这些,当安排潘季驯治理河道的时候,就提出了要在陕西等西北各处修建大量水渠、疏通河流水系的要求。
黄河水系深度和流量比不得长江航运,至少能够运送小船,提高商贸活力,方便未来的对外移民,灌溉土地。哪怕遇到历史上同样的洪涝旱灾,抵抗应变能力也会更
强。
基建只是表面问题,可以用钱砸缓解一二,这种赋税不平衡才是问题的源头。
当然,之前还有各地藩王占据了大量土地不用交税,一直没能全面统计,卫所与州府不同,起初并不受布政使司的直接管控,而是都指挥使司,并由五军都督府统一管理,导致这种统计结果注定和真实有所偏差。
不过藩王在大明南北各地都有分布,而卫所经过多年变化,也并非明初时那般独立于地方,开始“民政化”,很多账册和管辖权力,其实已经转移到了兵部和户部。
哪怕加上藩王卫所等种种因素,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。
全面丈量土地之外,全面重新制定税率的重要性同样可见一斑。
大明税收的种种问题,都可以追溯到洪武。
指望等到秋季收获之后,挨家挨户查清当年的具体收成,然后再按比例收取太不现实,偷偷藏起来的粮食没法查,哪怕像鬼子搜村一样,这种收税成本也太高太不稳定了。
通常都是按照田亩面积,直接收取固定数额。
在“高筑城,广积粮,缓称王”的时代,朱翊钧曾经制定下十取其一的税率,等到洪武二年的时候发觉无法在全国推广,就改为民田亩税五升。
按照当时的亩产,普遍都能够达到一石,好的甚至能够达到两三石。
这个税率不可谓不低!
当然,这只是中枢的命令,实际上地方执行的时候,还会有所不同程度的涨幅。
这个涨幅就很夸张了,正税是不高,但是加赋摊派,各种征发物资,本质上都是税收,更不用提后来出现的剿饷、辽饷等重负。
对于在征收和运送京师时的损耗,都要老百姓承担,被称为“加耗”,时间一长,干脆列成明文规定。
浙江的加耗就是一石加七斗,等于说是单纯正税,就突然多了七成。
种种负担压的人喘不过气,结果这些多上缴的钱,和丁银、均徭等银一起,都由地方官员征用,根本到不了朝廷的手里。
地方到底有没有把这些钱花到实处,全看各地官吏的良心和监察力度。
一时严苛,能稍微好一些,稍有放松就乱套。
与此同时,朝廷也变得僵化。
洪武确定了税收定额,派遣官员巡视全国178个税课司局,固定税收额度,之后将各省各府一年该征收的税粮刊刻在石板上,树立在户部厅堂里。
3227万8900石,洪武自觉已经足够,正式确立。
永乐时有所增加,宣德时有所减少,经过细微调整,传承至今,每年的任务都是2700万石。
数额固定,每年该交的税额自然清清楚楚——这就成为了地方官吏的一个重要任务。中枢下发给地方巡抚和布政使司,再分摊给各府州县,督粮道官员等等。
县级官吏再去找老百姓,或者觉得收起来麻烦,私自包税,将任务分给地方大户,他只要完成任务,至于具体大户多征收了多少,一概不管。
甚至张居正的改革,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能够先将这种保底赋税给收上来,而没有来得及深入解决相关问题。
两百年过去了,土地、人口的变化,导致这种征税模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。
在朱翊钧看来,定额的模式实质上早就因为种种额外加征被破坏,只不过没有人从制度上彻底解决,只是小修小补。
一条鞭法能够解决部分问题,但仍旧是在做修补工作。
想要彻底解决,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摊丁入亩!
不过这个目标更是宏大,参考雍正的遭遇,朱翊钧现在都没有直言告知过任何人。
至少现在一条鞭法有着足够多的支持推动者,先以这个目标清丈天下土地,之后才好继续深入。
不过哪怕是一条鞭法,简化手续,重新厘定天下土地,已经让目前许多人的利益受损。不只是朱明宗室,还涉及到更多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士人,才是后续变革的一个难点。
好在几年的变革,朝中早已经对国家存在的隐患有了一定的认识,只是一些数据没有整理出来,不像今日这般清晰深刻。
如今有资格坐在殿内的臣子,都经过几年的筛选考察,不会再反对质疑,最多是对于其中路线的把控,细节的调整,存在争议。
历史包袱太重、国家太大,无法摸着别人过河,朱翊钧又不想成为第二个王莽,只能一点一点来。
所谓的永不起科的国家信用,早在永乐时就逐渐破坏,更别提其他。
洪武祖制已经被改动了许多,已经不差这么一次。
由此,朱翊钧提出来了一个目标——给全面清丈天下土地定下期限,接下来五年,要至少清查天下一半的田亩,再过五年,全面清查完毕。
前几年形成舆论造势,培养了一批精干的人才,在辽东一地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清丈,算是为全国打了一个样板。
接下来的五年,朱翊钧打算继续沿用这种模式,先挑陕西、两广这类相对容易动手的地方进行清丈,减少没必要的阻力,培养更多人才。
等到最后五年,彻底攻克南直隶这等天下重地,也就是等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,不分什么皇庄、藩王、卫所……
但凡是大明国土,都要统一管理征税,规划建设。
要真正做成此事,他也需要更多的威望,更大的支持。
让国内的既得利益群体们主动放弃这些利益,纯粹是痴心妄想。
少部分人能够做到这点,总有背叛阶层的个人,朱翊钧就是这样,物质上的饮食男女享受,远没有改造国家、改造世界更能获得成就感。未来子孙能否继续坐稳皇位,远不如自己能否成为千古第一君王,留名青史重要。
为了个人理想信念,抛家舍业奉献为国的,后世有那么多先烈,现在同样也存在。
但是从群体阶层上讲,就不能这么天真。
他打算加快对外贸易和扩张的步伐,用海外的利益捆绑诱惑国内的大户,降低本土土地的吸引力,使得他们在多重利益的诱惑下,不敢为了本土的田地赋税和他翻脸。
接下来的十年,可不会只处理土地,盐业等其他税务、国内外几个重要战争隐患,都需要他同步解决,不断用一个又一个胜利,来压制国内的反对派系。
正因此,朱翊钧决定,首先户部的架构要开始有所转变。
过去户部十三司,每司各负责大明一省总务,无论田亩赋税、人口账册还是其他。每个清吏司还会兼职不同的任务,就像百官、勋贵、宗室的俸禄由陕西清吏司负责统计发放,盐课归山东清吏司管辖,贵州清吏司兼管关税,云南司负责漕运……
职能混乱不堪,不够专业。
朱翊钧一直想改,碍于户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,担心人们无所适从,一直没能动手。
再屎山的代码,只要能够正常运行,就很难下定决心彻底抛弃。
积累多年,他终于有了深入变革的底气。
如今执掌户部的正是张学颜,前任尚书王国光为了革除户部之前积弊、编纂《万历会计录》,忧劳成疾,致仕回乡修养。
听说身体已经好转,朱翊钧打算邀请他再度出山,以国家顾问之职,协助户部变革。
这种关键的变革当口,多一个老尚书坐镇,动荡也会小一些。
终于,朱翊钧宣布了重新改组户部的这一决定。
模仿后世的国土管理局,成立国土司,先从土地开始,在户部内增设一个全新的机构,逐步接管全国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