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章 坚定不移的走经世济民的实学路线
单纯“格物”这一点，朱翊钧确实更偏向于朱熹。
格物这词源自《大学》，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和正心”这四条连在一起，用来提升自身的修养。远到治国平天下，近到正心诚意，格物都是其中的基础。
朱子认为“格“是“尽“的意思，穷尽事物之理，就是格物。
这种理解，有点类似于后世的研究方法，观察总结归纳。然而他这一派主要格的是事情，而不是物质。在格物之前，认定“理”才是世界的基础本源，先于物质，所以叫理学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。
结果就是“先物后心”，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，因此衍生出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，导致封建礼教对人产生无限束缚。
其实“存天理灭人欲”这一句最早源自宋时二程，是感念五代互相杀伐太过混乱才提出来的，并非真的要人变成没有欲望的空壳机器。
天理指的是自然规律，人欲则是肆意妄为。
就像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曾说，人顺应自然，饿了吃喝是符合天理，刻意禁欲苦行才是人欲。
理学家相对寡欲，出名的几位理学大儒，都有清廉节制的好名声。
然而长久以往，理学逐渐衍变，制定种种繁复的规矩，连正常的欲念，也归类到“人欲”里。社会风气因此变得古板僵化，令人不甘忍受，进而心学重新崛起。
理学对人的约束，从明初就已经出现。
洪武时的理学家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改动朱熹的理解。
成化时期，薛瑄等人才开始对程朱的理论进行修正，因此进入孔庙。
等到正德时，各地民乱此起彼伏，西北边患日益严重，诸国藩王叛乱不断。
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
儒者们寻找不同的出路，王阳明觉得就是人们道德沦丧，所以，要正人心。人心会乱，源自于程朱理学的方法不对，所以要致良知。
如同他的著名四句：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；有善有恶意之动；知善知恶是良知；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
心本来没有善恶，善恶是随着意念而动产生的，人有了主观的想法，意识，才会分辨善恶。
“致良知”则是源自《孟子的》“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”，认为良知是人人内心最开始就具有的一种本性，是至善。
将其推广到实际日常的行为中，一举一动，都符合至善，认知与行为一致，知行合一。
而“格物”的“格”是“正”的意思，类似帽子歪了，要扶正。
王阳明的《大学问》中提及“物者，事也，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谓之物。”事物源自于内心的反映。
格物就是正心正念，立志光明，反省自身除去恶念。读圣贤书，获取真谛，进行印证。
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”，格物就是不断接近良知。此心光明，从自身的角度映照万理万物，世界自然也会光明。
就像理学的衍变一样，王阳明死后，他的心学同样分化出了诸多流派，同样一句话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
王阳明的两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互相之间都有分歧，更遑论之后的徒孙徒曾孙了。
许多心学门徒打着“我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的旗号，抗拒理学的约束，横行无忌。就是我觉得自己想到就是对的，就是光明的，别人说什么无所谓。
徐阶多次在京师开坛宣讲心学，可他到底信不信，或者说他所理解的心学，到底还有王阳明的几分真意，就不好说了。
久而久之，心学门徒空谈虚论，过于放纵。王夫之等人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，就将心学归类为亡国之学。
甚至因为王阳明、薛瑄互相身处地域的关系，分别自称“北方之学”与“南方之学”，搞起了地域对立。
如今在经筵讲桌前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相揪着历史功绩、对经义的不同理解，争论不休。
理学门人以底蕴自傲，国朝全因理学，才能稳定两百余年，是时间最长久的大一统王朝。
虽然按照目前来算，西汉国祚比起大明还要多出五年。可是
谁敢否认，谁敢说五年内，大明要完？
心学门徒则复述王阳明的功绩，论实绩，足可证明心学的作用。其致良知之学，引人向善。如果允许王阳明从祀孔庙，不是单纯祭祀其人，而是为了天下臣民，树立道德表率。
甚至心学门徒在批评朱熹理学的时候，还提到了曹端、薛瑄这两位理学家，他们对朱熹的理学，有所扬弃。
比如薛瑄就不赞同朱熹的“理在气先”，认为是“理在气中”，天理和物质，没有谁先谁后。相对先进许多，令朱翊钧极为赞同。
经筵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就连日讲官沈鲤、状元张元忭都亲自下场，双方依旧互不相让。
不过他们没指望能够说服对方，两派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说服小皇帝。
朱翊钧没有被任何一派说服，他借着这一场经筵，了解朝中风向，为推广自己的新儒学做准备。等到时间临近结束的时候，他终于再度开口。
朱翊钧环视殿内诸多臣子，缓缓道：
朕开这一场经筵，于理学、心学两派中，各选五名讲官，朝中百官列席旁听，结果花了一上午，双方都没能说服对方。
恐怕再开十场，一百场，也不会有定论。
王阳明功绩卓著，论及学问，亦是当时的大儒，门徒众多。不愿他进孔庙，无非是理学心学的门户之别，一个斥为俗学，一个斥为狂学。
朕尚在幼冲之年，书读的不够多，事理了解的不够深，不能判断先贤之间的分歧，是殊道同归，还是一对一错。
大儒争论了数百年、今日诸卿又争论半天，皆不能决，何况是朕。”
朱翊钧先打个圆场，没有将两派全部否决。理学心学都有可取之处，可以扬弃，没必要完全打倒，分出明确的胜负。
这种胶着的局面，对于自己这个裁判，最为有利。
可他不能放任自流，结果只会从学派分歧，变成党争。
是时候引入第三种思潮了，不能完全否定，但是可以有全新的不同意见。
“朕听了半天，其中的差异。朱熹说理在物先，理为重。陆九渊说理在心中，心为重。朕觉得都不对劲，好在薛瑄有一句‘理在气中’。朕觉得，这个气是最重要的。”
气，指的不是空气，而是物质。
理学心学都是唯心主义，朱翊钧趁此时提出唯物主义。
“理与气一时俱有，不可分先后；若无气，理定无止泊处——薛瑄说的这句话，深得朕心。”
虽然还没有完全从理学中脱离出来，但是薛瑄已经有了一点唯物雏形，值得赞扬。
薛瑄这句，是对朱熹的修正改进。
朱翊钧引用薛瑄的话，不会过度刺激到两派，没到“离经叛道”的地步。
听到这一番话，理学门人兴高采烈，觉得获得了胜利。
不过朱翊钧话锋一转，随即道：“王阳明有继承、开创之功，其致良知，知行合一之论，也有可取之处。
薛瑄也曾说过，“人于‘实’之一字，当念念不忘，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，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，斯有进德之地。”
这句话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，颇有拟合之处，可见先贤之间，都是共通的。
故而，朕觉得，可以从祀孔庙。”
心学门徒的脸色刚垮下来，瞬间一脸喜色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
“陛下，万万不可啊……”
恭贺声与反对声此起彼伏，再度乱成一锅粥。
经筵纠仪官及时喝止，纷乱的声音才慢慢平息。
“朕知道，王阳明从祀之事，有人赞同有人反对，可是薛瑄入祀的时候，亦有刘定之等人反对。孔子当年被人讥讽为佞怀疑为党，议论纷纷，直到孟子竭力推尊，孔子其名才得以彰显。有争论正常，朝中许多决策，都是支持与反对声共存，但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做了。”
经筵的最后，不顾仍旧存在的众多反对声，朱翊钧终于拍板确定下来，将王阳明抬入孔庙。
朱翊钧整理一番思路，继续道：“此事到此为止，至于吴与
弼，胡居仁，罗钦顺，王廷相这些大儒，他们是否入列孔庙，以后再议。
要知道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！
薛瑄有笃实践履之学的好名声，王阳明同样如此，做实事，利国利民，把学问用到实处，这才是朕想要的。
朕无所谓理学、心学，能够于国于民有益，就是好学问。黑猫白猫，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
不管什么学问，都要变为经世济民的实学。”
实学？
许多大臣琢磨出来味道了，小皇帝今天虽然把王阳明抬进了孔庙，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推崇王阳明，抬高心学，反而多次提到薛瑄。
张居正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他对心学的态度非常复杂，虽然徐阶等亲朋故旧都是心学门徒，可是他自身并非如此，反而想要将其打压下去。
与王阳明本人无关，主要是心学大兴以来，各地讲学之风更盛，扰乱思想。
王阳明的门徒王艮主张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，这与《孟子》民为本，民贵君轻的思想契合，勉强可以接受，但是再进一步，就是无父无君！
后来心学在他任上遭到大力打压，各地讲学的书院通通被关闭，就是和这点有关。
朱翊钧对心学的态度模棱两可，让他一直没有站出来明面反对。以免惹得小皇帝不喜，再做出什么过激反应。
现在他听明白了，朱翊钧要的是“实学”。
这个所谓的实学，就是出自薛瑄，他本人就是被后人称为“实践之儒”。
经世致用的大道理，大家都能理解，自然没人反对。
倒是黑猫白猫抓耗子的例子，不够文雅，太过平民。众人考虑到小皇帝年纪还小，便没有多说什么。
这正是朱翊钧的目的，他打算推行打着薛瑄旗号，却经过自己魔改后的实学，把科学缝合进去。
这个时代，理学衰落保守，心学过于狂放。
他不打算这么早就与两派公开决裂，薛瑄是两派和自己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代表性人物，相当于是最大公约数。
用实学逐渐替代理学、心学，让人们慢慢接受，成为儒家的显学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不过朱翊钧有信心，他以皇权傍身，有足够的时间。
今天，只是作为“新实学”的首次登场。
王阳明进入孔庙，可是心学没有大兴，小皇帝反而着重提起别的大儒。
无论理学、心学的子弟，都有些遗憾。
“诸卿都知道，天边客星，于去年十月爆闪发亮，理学、心学诸多学问，可有与之相关的，能够为朕解释一二？”
众人不由得一怔，先贤讲述为人处世，读书治国的大道理，又不是天文学家，在这方面，自然没有多少研究。
难不成，小皇帝要讲解星象之秘？
可是这在儒学里，属于最微末的小道，可以研究一下当个业余爱好，却不是能够登堂入室的真正学问。
众人不答，朱翊钧故作疑惑道：“理学无论是朱子的理在气先，还是薛瑄的理在气中，都没有格出具体的‘理’，心学同样如此。
虽然四时节气，都是钦天监负责，不在大儒的经义里。可是诸卿不觉得先贤大儒们的学问，少了点什么吗？
孔子东游，见两小儿辩日，不能回答，至今已经两千余年。这两千多年里，诸多先贤大儒难道就没有做出解释？”
《两小儿辩日》这篇出自《列子》，虽然是道家经典，却同样是此时儒者们人人都会阅读的名著。
明初时大儒宋濂就对《列子》做出过诸多批注，等到嘉靖道长修仙之后，道家典籍影响力进一步扩张，经历过嘉靖朝的高官大臣，都读过相关典籍。
所以朱翊钧不用详细复述，朝中诸卿都回想起来。
太阳到底是日出时距离人近，还是日中时更近？